责任与困境：抗日战争时期江西教育的督学群体
作者简介：范静，南昌大学硕士研究生；王梅雾，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
摘 要：教育视导是教育行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督学、视学、视导员等则是教育行政部门的“耳目”和“智囊”。研究以史料为基础，考察了抗战时期江西的教育视导制度，以及以梅焕涑、曾国权等为代表的江西督学群体，回顾他们为推动战时教育所实施的视导工作，剖析其积极因素和存在困境，并归纳这一群体的时代特征。研究认为，战时江西教育能够取得可观的发展，离不开各级督学群体于困境中的努力；他们是战时推动教育的特殊群体，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督学制度建设；但受制于当时国民政府治下的历史情境，其“教育救国”的目的未能从根本上达成。
民国时期的教育视导是教育行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教育行政与教育事业的桥梁，而督学、视学、视导员等则是教育行政部门的“耳目”和“智囊”，是教育主管了解情况、制定政策的重要保证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江西为了兴学校促发展，达到所谓的“教育救国”目的，结合省情，制定了相应的视导措施。其中督学群体作为视导措施的执行者，在“内忧外患”的历史背景下，无论是对于推行教育法令政策，还是反馈教育情形,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。考察这一长期不被学界重视的群体，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江西乃至全国战时教育的实际。
一、民国江西教育视导制度的演进
我国省视学制度肇端于清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当时尚无专定的标准，各省制定的视学规程互异。民国之初，各省教育行政紊乱，视学制度转趋庞杂，省、县视学或设或裁，名称亦各不相同。1918年，教育部公布的《省视学规程》和《县视学规程》，标志着近代地方视学制度的正式确立。
同年，江西省也据此制定了《省视学暂行规程》和《县视学暂行规程》。《江西省视学暂行规程》规定，“设省视学五人，视察全省教育事宜，并指导改良；全省视学区划分为五，每区派省视学一人，视察该区普通教育及社会教育。”《江西省县视学暂行规程》则规定，每县设县视学1员，辅佐县知事视察教育事宜。
1928年，根据民国政府教育部之规定，江西省视学处改为“督学处”，教育视导人员一律改称为“督学”，设省督学8人。1934年，江西教育行政组织发生变革，实行合署办公制，省督学裁撤至4人。同年，江西为推广国民义务教育，创立保学制度，并订颁《试行地方教育分区整理办法》，按照行政区划，分派省督学及指导员驻区随时督导，并于各行政区署内设置区督学。1935年，省教育厅另设义务教育视导员8人，分8个行政视导区，分别视导。
各县视导办法采用的则是分工合作，县教育科长、县督学、各乡镇保长及文化干事均有不同程度的督导任务。1932年至1935年4月，江西省教育厅规定，县教育经费在一万六千元以上的县份均设教育局，其余则在县政府内设县督学一员。1936年，由于各县保学数量日增，为缓解县督学一人的视察压力，省教育厅要求，“凡一县学校数达两百所以上设督学二员，达四百所以上设督学三员。”1937年，省政府又增设了义教股及义教指导员8员，负责督导各地义教工作的推行。
至此，江西教育视导制度的省、县两级体系初步形成，各级督学的工作和责任也作了相应划分。
二、全面抗战时期江西教育督学群体的发展
在14年抗战期间，全省义务教育仍在发展。1939年9月为了增进督导效率，江西重新调整督导机构，设立督导室，以省督学一员兼主任督导一切事宜。
关于督学人员的任用资格，早在1931年教育部颁发的《省市督学规程》里即已作出要求。省督学的任用标准有三种：一是国内外大学教育学院或文学院教育学系毕业，曾任教育职务二年以上且著有成绩者；二是国内外专门以上学校毕业，曾任教育职务三年以上且著有成绩者；三是高中师范科或师范学校毕业，曾任教育职务七年以上且著有成绩者。如1944年到任的江西省督学曾国权，是国立北京大学文科毕业，曾任江西省第七十二小学校长及省立第六中学教导主任八年，而后任职视导员达十二年之久。1937年教育部颁发《义务教育视导员规程》，其中列举了5条对义教指导员任用条件的具体要求，提高了视学员的选用标准，注重学历和经验的结合。如1942年到职的义教视导员蒋春芳，毕业于大夏大学①史地系。这一时期，督学人员任用资格的高要求，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对战时教育的有效督导。
全面抗战时期，为了加强抗战力量，发展教育，江西省政府于1938年制定《战时精神实施纲要》，要求发展各级学校教育，普及义务教育。此时，战时教育已视为抗战建国的重要基础，因此督导各地推进战时教育则显得尤为关键。根据1939年《江西省教育厅督导工作改进办法》，各级督学的责任在于：（1）注重战时教育；（2）注意思想指导；（3）实行分科视察；（4）普遍乡村督导；（5）配合社会实况；（6）奉行教育法令。同时，还具体规定了督导室的工作事宜及督学的视导流程。如：督导室每学期开会两次，在出发前及返厅后举行；督导人员于每学期开学后一星期即出发督导，在外督导日期至少应有四个月；在每学期督导工作完成后，须呈交督导报告和各校考核情况表等。
1939年3月南昌沦陷，临时省会迁至吉安泰和，赣北地区成为敌占区。为便利督导工作，10月颁发的《江西省游击战区教育督导办法》，特设游击战区教育督导处于鄱阳和宜丰二处，每处设主任督导员一人，负责主持及综理事务；督导员二至四人，承担战区各县教育视导工作；干事一至三人，则担任缮写及收发文件。次年，由于战区扩大，又增设一处游击战区督导处。
除了游击区设有教育督导处外，其他县份按照地理位置、交通情形或行政区划，划分若干个视导区域，派省县督学分区实行视察指导。为了加强督导力量、增进督导效率，1943年下半年采用驻区督导办法，于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，设置驻区督导人员办事处，每处的主任及督导员由教育厅调派，各办事处督导人员驻区年限为1～3年。表1为1941年省督导室函发的视导分区表，由此管窥当时省督学分区情况及其工作量。
表1 三十学年度省督学及中等教育指导员视导分区表
区别 | 视导县份 | 视导者 |
第一视导区 | 修水、铜鼓、万载、宜丰、上高、萍乡、宜春、分宜、新余、清江、丰城、新淦、峡江 | 彭以异 |
第二视导区 | 吉水、永丰、吉安、泰和、安福、永新、莲花、宁冈、遂川、万安 | 周峻 |
第三视导区 | 兴国、赣县、上犹、崇义、南康、大庚、信丰、龙南、定南、虔南、安远 | 张赵焕 |
第四视导区 | 寻乌、会昌、雩都、瑞金、宁都、石城、广昌、南丰、南城、黎川、光泽 | 徐伯康 （指导员） |
第五视导区 | 临川、宜黄、崇仁、乐安、金溪、资溪、上饶、玉山、广丰、铅山、弋阳、横峯 | 黎仲明 |
第六视导区 | 贵溪、余江、东乡、余干、鄱阳、浮梁、婺源、德兴、乐平、万年、都昌、进贤 | 刘赵璧 （指导员） |
资料来源：江西省政府教育厅督导室《函送视导分区表一份即希查照由》，档案号J038-1-00439-0038
需要说明的是，每一视导区内的中等学校是分上、下两学期作两次视导。由此，可见省督学每学期视察范围之广，督导强度之大，以致人员不敷应用，还需指导员协助才能完成全省非游击区的视导工作。另外，除了关于中等学校的督导外，还有县督学、义教及社教视导员等对其他类别学校的视察指导。如1941年对全省的县教育作督学视导时，则分为十六组，每组包括4～5个县，负责督导的人员为：黄谟让、梅焕涑、曾国权、李毓崑、吴怀瑾、魏仲龙、严国柱、黄仍瑞、汪向荣、蒋春芳等16人。但碍于战时交通不便、路途遥远、经费短缺，各级督学及指导员的工作难度和压力也随之增大。
由于战时省政府对督导工作的进一步重视，及督导人员的逐渐增多，督学群体对战时教育产生的积极因素及困境也随之显现。
三、督学实施的工作内容
抗战以来，江西的设校数和学生数较战前有了较大的提高，初中等教育在战时得到了维持和发展。然而，学校数量及规模的发展，并不意味着其质量也同等进步。这就需要省、县督学实地考察各校实况，督导各校达到规章要求，查处试图蒙混过关的教育机构。时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程时煃，重视教育视导，每学期终了后必饬令各级督学上交实地报告，此外，还关注教育研究，刊行《江西地方教育》等。时任教育部督学、著名教育家钟道赞表示：“就各省送部之视察报告而言，当以江西、湖南、广西等省为勤密。”虽然各级督学提交的视导报告含有一定主观判断，但是报告中涉及的教育现象、行政冲突、学校状况等事项，是督学作为联络员、教育医生、社会记者等重要角色的彰显，也为推进基层教育现代化起到了较大影响。通过对各级视导报告和研究期刊的查阅，可发现五点积极因素：“查”、“视”、“导”、“解”、“传”。
（一）社会调查
抗战前，江西督学就有一特殊使命，即社会调查。“最特殊者为江西之教育视察员，其职务范围，除视导关于学校教育及地方教育行政外，更负社会调查之责。”在混乱的战争环境，各级督学及视导员仍在出外考察期间，担负着有关教育问题的社会调查。
例如，战时教育经费紧缺，教师待遇低下，后方经费虽较游击战区宽裕，但物价高涨，原有的经费已不足以维持学校发展及教员生活。为此，不少地方开始倡导基金运动，筹措教育经费。在此背景下，县督学黄仍瑞实地调查了吉安县教育经费的使用情况。虽然保学基金运动推广以后，吉安县的学校经费有部分盈余，但各校关于基金运作、存放、使用等方面实施不一，出现了各种不良情况。此外，当黄督学到校问及校长和教员，有关中央和省库发放的义教补助费的实施情况时，他们也多不知情。而且，教职员受物价高涨和薪资微薄的影响，常常食不果腹、精神懈怠，以致教育效率低下。为此，黄仍瑞最后在调查报告里建议：“迅速提高待遇、一律筹给谷粮和订定年功加俸办法，优待努力工作的教职员。”除了对经费问题的关注外，各级督学对小学教员待遇、私塾改进、学生营养等教育问题也展开了实地走访，还提出了各自的解决办法。从中，可以感受到督学对教职员生活、学生发展的一种深切同情和关怀。
（二）视察学校
因日军对赣北地区的不断侵扰，战时全省行政区域被不同程度地分割，即游击区、邻战区和安全区三类区域，各区域采取了不同的督导策略。
为了抵御日本在游击区实行的文化侵略，省府于1939年10月颁布《江西省游击战区教育督导要点》，特派督学轮流视导前线学校，要求督导游击区内的一般行政及各类教育，如敌占区有无施教人员秘密推行义务教育、是否破坏了敌人的奴化教育、是否开展了宣传工作。省督学梅焕涑的《视导新建县地方教育报告》就此作了详细反馈，在秘密推行义教上，工作人员假借私塾名义设立学校，已设有小学四校，上课儿童达九十余人；在相应宣传上，派员在码头、茶馆、酒楼等地充当劳役，利用时机宣传抗战等关于战区推广教育的情形。此外，沿途的战区小学，大多有教员少、经费不足和教室不够用的问题，例如设在茶园头雷氏家庙里的冈上镇中心小学，教师只有四人，学生却达两百多人。“这天学生实到一百九十六名，尤其是一二年级，人数最多，几乎要把教室挤破。”
非战区内的学校数量虽然渐增，但部分学校并未遵照指示，实际推行地方教育。比如，曾国权视察的崇仁县官城镇第一保国民学校，“学生二班，教职员三人。设备简陋，布置凌乱，于十月八日午后二时前往检阅，校长教员均不在校，校内阅无一人。具见该校平日办理敷衍，形同虚设。”基层校长不重视学校教育、应付视导检查、敷衍了事等现象时有发生，县督学熊先栻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。有次，他视察当地保学时，了解到一位保学校长面对“出席学生少”这类问题时，有一套掩饰的说辞：“天晴便说因为帮助家长做田间工作，今天到得少些；如果遇着下雨，又巧妙地说，本来晴天到得学生很多，因为天雨路滑，所以来的少些。” 实际上，是这位校长渎职。通过像熊督学这样的视导工作，可以使教育主管部门对地方教育的实际情况有较真实的认识，不至于局限在报表数字上的增减。
（三）指导教育
在视察各地教育的工作中，督学能够依据教育视察的实际情况，真实反映各校的教育行政、教学经费、学校质量、教师待遇和学生人数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。在此基础上，他们还要根据教育法令，提出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。
梅焕涑在视导新建的各级小学时，发现多数只备有战时小学国语课本，而算术、常识未有采用。他提出的指导办法是：“县政府预计全县小学所需各科课本，托由邻县之丰城樟树一家书店，代为采办；或自行直接向承印战时小学课本之书店统购，在学期始业时，通知各校依照自报份数具领应用……学费则在非常经费项下拨给，勿庸分别征收学生课本费。”
除了给予改进意见外，他们还能发现教育行政上存在的问题。黄仍瑞在督导临川、宜黄和崇仁后，发现这三县都存在“县教育行政平衡化”的问题。“因为县教育行政之核心为县长，县教育行政之运用在科长，县教育实际工作之督导，则为督学。”关于这个问题，曾国权在视导报告中也有提及，就此，他的改进意见是“乡镇长忽视教育者，应予严惩；文化干事不得由乡镇长任意调派担任非教育工作”。通过视察学校、与当地人交谈、检查各县教育记录等方式，督学可以及时发现问题，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，为基层指出改进的方向，也有利于教育的发展和教育行政制度的健全。
（四）解决问题
对于发现的问题，各级督学会尽其所能，帮助解决，调解纠纷。熊先栻指导开办妇女班时，一个乡中心小学召集学生相当困难。于是，在了解情况之后，他决定，由当地的保甲长和地方公正人士先送家里的妇女报名入学，以为首倡。果然，开办妇女班问题得到解决。
战时教育经费不足、教师待遇微薄、设备简陋等问题一直未被解决，督学在将此类问题呈报上级后，还主动调解由此产生的纠纷。曾国权曾在督导不见效后，对泰和县经费积欠及公粮折扣发给的问题直接实施处理。“已督导即日拨发该县卅三年度余粮谷，每担折价七百元，发清八月份至十月份三个之积欠。该县市谷每担价已涨至九百元，各校领谷如欲爰款，可以出售且由发谷仓库运至市场，并经规定，准予呈请发动民夫。同时并由该县府督饬各乡镇分售仓谷，其不愿领谷，学校并可稍缓领取现款。各校经费薪金积欠之数似已筹有，短期内可望发清。”及时解决地方纠纷，可以促进地方教育措施的推行，不至于贻误教育事业。
（五）传达意见
各级督学和视导员是教育行政机关的代表，负有宣达政府旨意的使命，如解释教育法令、宣传教育政策等。同时，他们也会向政府传达有关各级教育工作者、社会人士对教育实施的建议，使其能与教育行政机关相协调，教育事业能得以顺利推进。
1938年，为加强民众抗战意识，省教育厅发展社会教育。而社会教育的推行和实施有不少是通过民众教育馆进行的。但是抗战以来，关于民众教育馆的设立和发展，因种种困难，以致徒拥虚名，未收实效。为此，教育部颁发《改进民众教育馆八项要点》，要求各省按照要求予以改进。社教视导员据此对各地的民众教育馆进行传达和督导。在社教经费方面，要求“今后各省市应依各县市教育经费之多寡，酌分若干等级，各地民众教育馆应依本省各级民众教育馆中心工作及其细目，规定各馆应办之事业”。由于战时征兵征粮的压力，省级教育支出减少，受此影响，各地社教经费开支拮据。所以，有的督学在传达政令以后，也会将视导所在地关于政令的反应和建议一并写入视导报告。视导员萧邦导反映，各县实施的教育法令不能因地制宜，负责人对经费收支不明，他建议经费负责人能与各方保持密切联系，熟悉法令规定。
总的来说，上述视导工作的开展，不仅推进了战时教育法令的实施，也为战后江西教育的连续性发展作出贡献。时任江西省教育厅长程时煃肯定了当时视导工作取得的收效，指出“本席核阅各位的视导报告，大都详细，很认真，很切实，比较历来实有进步。”“原来教育计划的实施与教育事业的推进，有赖于强有力的视导机构之督促与辅导。”
同时，也提出了存在的不足，如工作流于形式而未能深入、少有专门性的视导人员、行政与视导未能密切联系等。作为被视导者的张启，他就讲到了下级视导员走马观花式的作风问题，“一般的视导员一到学校很神气的把学校看了一遍，如果发现不妥处，当时就对教师一顿官话或臭骂，甚或呈报撤职！说过骂过，继而就是填表盖印吃饭了，教训几句，扬长而去。”萧邦导也在视导报告中提到了这个问题。“各县各级视导人员过去视导工作，为专车调查报告，忽略改进事项，每次出发，专为个人方便，有的走马看花；每到一校，不问其困难之所在，而设法帮助其解决，专苛责其某项工作不力，某项设备失当，殊为教育视导之意义。”视导人员打官腔的现象，常常引起反感，未收得指导的效果。还有的视导人员更恶劣，凭空捏造处于穷乡僻壤的学校的视导报告，未作实地考察。现在看来，这些弊病与当时国民政府功能涣散、贪腐盛行的宏观历史背景有着密切联系。
然而这一时期受交通不便、差旅费无着、待遇微薄、人少活多等问题的困扰，各级督学也是有苦难说。县督学徐伯康所言，他为了赶路，不管晚上工作到多晚都要早起赶路。且晚上跳蚤多，不易入眠，精神不佳。又是到处借宿，自己身上肮脏不堪。而每学期在外视导的三四个月，如同远赴异国，与亲人朋友失去了联系。另一例，曾国权在抗战初期因担任宣慰工作，赴顺外伤兵招待站的路上，遭遇车祸，撞伤左眼，后因种种困难，伤处加剧，奈何督学薪资微薄，最后只能通过请求省厅拨发医药补助费的方式来继续眼疾治疗。此外，抗战时期学校数量增多，每学期分配给各级督学的视导任务随之加重，视导要求也被提高。督学余克修、吴亮采于1945年视导信丰县时，在113天内视导各类学校262所，旅费每人国币100元（膳食费80元，茶水费20元）。他们平均每天视察两所学校，可见视察工作之匆忙，可能有些视导项目都未来得及实际考察。抗战末期，视导旅费虽有增加，但常常不能按时拨发，以致督学工作难以得到更好地开展。
四、战时督学群体的时代特征
抗战后期，江西教育视导体系已趋于完善，地方教育得到了维持和发展，这与督学和各级视导员的努力工作休戚相关。整体上看，战时教育督学的群体有以下四个特点。
1.视导地位上升。战时为了发展地方教育、增强民族意识，重视视导工作，视导人员的地位较战前有所提高。抗战后期，他们能第一时间解决问题的执行力也随着地位的提高，得到了加强。曾国权在视察吉安县立第六中学时，发现一教员工作懈怠，要求学校予以停聘。“惟中年级之教员彭家墀缺课太多且教学松懈，以致该班成绩正参差……教员彭家墀应即停聘，以免贻误。”
2.视导员额增多。抗战以来省市县学校规模扩大，视导力度加强，需要的视导人员增多。直至1943年，江西省已有督学8人，视导员5人，义教指导员8人，共23人。还不包括负责督导的地方视导员，如文化干事、乡镇保长等。此后，督导队伍还在不断充实。抗战结束后，为了健全各级教育视导组织，市、县教育局遂增设督学组织，督学人数以每二、三乡镇设1人为原则，地方视导人员也在增加。
3.督导精神高昂。1937年国民政府提出的督导纲要以“战时须作平时看”为主旨，强调教育为抗战建国之基础，这一时期大部分视导工作者热情可风、坚韧奋发。“上一年内，全体视导人员工作均极努力，尤以杨、曾、范三督学暨黄视导员的工作精神最为可佩。”而且，从抗战期间各级督学上交的视导报告的数量和质量上，也可窥见其对教育事业的热情。
4.分区分类督导。各级督学按照划定的行政区域进行视察指导，一般而言，省督学的视察重点主要是省立的初、中等教育，而广大县乡的基层督导工作则主要由县督学及其他视导员承担，省督学也会轮流驻区视察。这也对战后督学室分类督导产生影响。1946年《江西省政府教育厅督学室办事细则》规定，督学室划分为中等教育、国民教育、社会教育三股室，每股各指定督学或视导员一人主持。另外，抗战后的分区或驻区办法也在施行，即按行政区划设驻区督导人员办事处。
抗战时期，教育救国显得更为急迫，政府颁布了大量法令政策推进战时教育，力图振兴地方教育。而教育督学和视导员作为视导工作的执行者，其工作的进度、实效及态度等因素对视导工作实施的收效都产生一定影响。他们在这一时期的工作，推进了地方新式教育的发展，加强了省、市、县之间的沟通，为教育行政机关制定切合实际的战时政策提供了不少合理建议。抗战期间，督导工作尤其重视发展中等教育，有关中等学校的视导报告数量可观。这对战时中等教育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，学校数和学生数上升明显，在同时期全国中学教育发展水平中名列第六。
战时江西教育能够逐渐发展，取得可观的成绩，离不开各级督学及视导员的努力。他们始终以“（调）查”、“视（察）”、“（指）导”、“解（决）”和“传（达）”为责任，虽受到战争、政府失能、交通不便、待遇微薄、差旅费无着、活多人少等种种困难和阻力，但仍在积极推行战时教育政策的实施，督导学校的质、量同步发展。可以说，他们是推动战时教育发展的特殊群体。但受制于当时国民政府软弱、腐败的宏观背景，尽管江西的督学群体从整体上来说较为尽职尽责，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督学制度建设，保障了教育质量，沟通了教育问题，但从根本上来说，其“教育救国”的目的未能达成。
注释
①1924年由厦门大学分离出来的一所学校，首任校长是马君武。
原文发表于《教育学术月刊》2017年第10期,经编辑后在此分享,仅作分享交流使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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